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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我不想生小孩 職場媽媽、身心障礙媽媽、同志爸爸的難言之隱

總統大選在即,候選人紛紛提出0-6歲「國家幫你養」、「國家一起養」等口號,針對育兒、托育措施加碼。不過家庭的樣貌不只一種,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的一場友善生育政策論壇上,來自不同族群的家長代表,現身說法遭遇的生養遇困境。
不是我不想生小孩  職場媽媽、身心障礙媽媽、同志爸爸的難言之隱

      「其他男同事寫 paper(論文)時,自己卻在陪孩子玩;當自己工作時,又想到怎麼沒在陪孩子,」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洪惠芬,在論壇上,描述自己身為女性、母親,在面臨學術領域工作的升等壓力時的兩難困境。

      台灣的總生育率全世界排名倒數,2018年平均育齡婦女僅生養1.08名孩子。2020年總統大選在即,候選人紛紛喊出0-6歲「國家幫你養」、「國家一起養」等口號,在各種育兒津貼和托育措施上加碼。這些政策,對於支持鼓勵生育,是否能有實質的幫助?婦女新知基金會於去(2019)年底,舉辦了一場友善生育政策論壇,來自了不同族群、身分的家長,分享面臨的生、養、育困境,提供社會大眾提醒,創建「友善生養育」的政策、環境,需要更細緻考量。以下整理摘要3位家長分享自己在生養育上面臨的處境:

之一:障礙家長被質疑「照顧自己都有困難,怎麼照顧小孩?」

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女性保障及性別平等委員會主任委員  張惠美

      我是坐輪椅,社會上對於障礙者的生產過程,以及整個教養過程、衛教,都受到很多不平等的歧視。我是年紀很大才懷孕, 40多歲才生老二,各方面都很驚險。

      我的老大18歲,女兒15歲。這一路走過來不堪回首。從懷孕開始就已經遭受到很多歧視。社會觀感覺得,障礙婦女都無法照顧自己,幹嘛還要生小孩自己來養。最難聽的一句話就是,萬一小孩生出來跟你一樣,臉要放哪裡!這對我的傷害很大。

      我懷孕之後,醫院給了媽媽手冊,但障礙婦女應該要有更完善介紹、協助我們,告訴我們哪邊有協助團體可以支持,但我們得到的資訊跟一般婦女沒兩樣。

      生產時,產檯比較高,我們輪椅只有45公分到50公分,我上不去,需要有人搬,但孕婦很難搬動、也滿危險,這就是沒有考慮到各個需求。

      生下來之後更苦。因為我們比較難出門,資訊不夠,看到這麼小的小孩哭,要吃奶,我還不知道怎麼餵奶。這件事情讓我很驚訝,在這之前如果有很好的衛教,我覺得助產士可以到府來幫忙,產檢、生育後的衛教,都可以納入。

      小孩一歲以前,都是24小時母親要待命,因為他們半夜會起來,非常需要有人力來幫助。英國就有提供,支持障礙女性、障礙父親可以協助照顧孩子的福利和政策,還有直接給付經費。我老公只好離職幫我照顧孩子,但之後就變成中高齡很難找工作,如果有支持措施,他就不用離職才能幫我照顧。

      小孩會走路了,會亂跑。我們公園有很多路阻,我進不去,就只能看著小孩在裡面跑。我兒子發燒、熱筋攣,每次送救護車,我坐輪椅上不去,就是要有其他人陪同他到醫院去辦入院手續。

      我們的社會對於障礙者要帶孩子參與社會的機制很不足。我發現我的小孩小的時候,對於某些知識、或社會關係、人際關係比較不好。我就開始改變自己,要常帶他出去,但帶他出去就會遇到很多問題,很多偏鄉像桃園,出了台北之後,公共空間障礙都很多,無法自由出去,這都是未來我們要加強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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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二:同志爸:許多育兒書教如何當媽,但沒人教怎麼當爸爸

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家長代表  朱爸

      我本身是內科專科醫師,在公立醫院服務20年,有4歲半小孩,自己帶小孩。

      同志爸爸常常會被問說,小孩是怎麼來的?女同志媽媽辦收養,比較容易成功,但爸爸會遇到一些社工、司法事務官用高規格檢視,問是不是跟媽媽當得一樣好?爸爸族群在同志伴侶收養時,面臨比較大的困難。

      我們選擇的就是代孕。到國外代孕,擔心遇到詐騙,過程中要簽訂許多契約,語言文化都不熟,生產當中也會有風險。我們通常要請一個月的產假到當地處理,這時候我們就要被迫在職場上出櫃,拜託給假。有些生產中如果發生問題,會有天價的醫療支出,許多爸爸在國外生完就破產。

      同志育兒常會被汙名化。比如說我孩子6個月的時候,因分離焦慮而哭,家裡長輩會說:「你看他想媽媽」,但我們家沒有就是沒有媽媽。

      同志父母也常在討論哪家幼兒園比較友善,或要對學校出櫃到什麼程度。有些宗教色彩的幼兒園會說,我們這裡不適合你,外面應該會有更友善的幼兒園。比如我參觀家樓下的幼兒園,我說我是單親爸爸,沒有媽媽,園長她就說,小孩沒有媽媽不行,至少要有善意的謊言,要跟孩子說媽媽在美國工作之類的。

      小孩進幼兒園之後就會有「媽媽」這個東西跑出來,這是無法逃避的,像家長群組,15個家長裡只有我一個爸爸。

      許多書都是媽媽在教女生怎麼當好媽媽,但沒有爸爸教男生怎麼當好爸爸,好像我們天生好像就有這個功能。但其實我有些問題,都要問我同事,結果他們都說要回去問他們的老婆。 

      台灣高工時的工作環境,如我們醫療界要輪班、加班,除非家人伴侶能夠提供協助,以目前的托育體系,其實對我們這種工時的父母無法提供服務。我當時也很想請育嬰假,我的上司人很好,但他希望我借重專業請保母,不讓我請。或是我每到五點要去些小孩,無法配合太晚開會,也在職場上被打大叉叉。

      同志爸爸的社會福利補助取得不易:我們很多育兒政見都是津貼,但都有所得稅限制、排富,我都被排掉。或是像生育補助,要媽媽才能拿,爸爸不能拿。同志爸爸相對這方面取得不易 

      大家都以為我們的私生活很豐富,所以無法給我們的孩子一個好的成長環境,最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,就是出身同志家庭的芬蘭女總統,相信社會會慢慢改變觀念。

之三:我們都是金智英:媽媽,能和男性一樣在職場「無後顧之憂」?

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、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  洪惠芬

       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書裡有段對話:

      「所以你失去了甚麼?」「啊?」 「我現在很可能因為生孩子而失去青春、健康、職場、同事、朋友等社會人脈,還有我的人生規劃、未來夢想等種種....」

      (編按:鄭代賢勸老婆金智英生小孩時,金智英的回應)

      我非常同理。剛進東吳教書,發現我懷孕了,那時我30多歲,我哭了,跟先生說我快要沒有工作了,當時還有「6年條款」,沒在年限內升等副教授,可能沒工作、不獲續聘。

      新世代,女性跟男性一樣把工作加入身分認同,但教養育兒密集母職、以孩子為中心,育兒壓力增加,但承擔期待的人愈來愈少,核心家庭,責任又更是母親,分工無法回到過去,而經濟因素也弱化男性的經濟能力。

      雇主對受雇者「理想工作者」的期待,要把工作排第一順位。

      工作組織中的性別結構,傳統認為組織是性別中立,但事實上不是。「理想工作者」的文化期待是男子氣概。當代工作組織對工作者的文化規範,要以工作為中心,不能有外務。例如老公正和家人吃飯,晚上7點,主管打來,一定要去接。主管還要求,有緊急事件要到辦公室,「理想工作者」一定要去!

但每個人都是肉身,有家人要照顧,要求工作者把工作職務放在最前頭,代表把人看作沒血沒肉的人。男性工作者最符合要求,因為被工作組織排除的(家庭照      顧)工作,完全由女人、妻子代理,但女性成為工作者時,往後一看,卻沒有人代理,那是根據男性的生活經驗作為規範,工作為首的人才是優秀的工作者。

      女性主管也會說,我是媽媽,我都沒請育嬰假,我做得到妳為何做不到。男女都困在性別結構,霸權式男子氣概,台灣男性要向郭台銘看齊,身為男人普遍的樣態,女性被排除、男性也難到達,身為男性,就只能把工作排第一。

      這個「理想工作者」可怕的是,只要透過自我鞭策,不用組織監督,只需要自我內化。公司只要鼓勵創新發展,工作者就會自己賣命付出,我會自己努力。

      當代社會對公民的概念完全以工作者為核心,照顧者被邊緣化。身為女性,不要結婚生小孩,就不會成為金智英。公共照顧是重要的,才可以自由穿梭工作跟照顧、才可以選擇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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